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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天府可乐被“野性消费”，又一个国产汽水要崛起？****** 中新网1月7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若论起近日最火的饮料品牌，或非天府可乐莫属。 先是“天府可乐宣布破产”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后被证实为“乌龙”，董事长还亲自出场辟谣。作为老牌国产汽水，天府可乐也被消费者“野性消费”，甚至带动一众国产可乐销量攀升。 破产传闻后，天府可乐被“野性消费” 天府可乐破产的相关消息来自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选定公告，其中提到，通过双随机摇号选定“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的破产管理人。 就在不少网友为之惋惜、纷纷囤货之时，4日，天府可乐在官方微博回应了破产传闻：“在有关报道中，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司主体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其作为天府可乐最初注册的公司，在历史发展中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并早在2018年，将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生产等逐步移交传承至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因此本次破产清算并不会影响天府可乐的正常发展。”  天府可乐官方微博截图。但相关澄清并没有降低民众的购买热情。4日，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日销暴涨17倍，多款商品销量几何式增长。 面对消费者的支持，4日晚，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紧急发布公告，称破产系误读，民族品牌不会轻易垮，还呼吁大家不要非理性囤货。 1月5日，天府可乐董事长蒋林现身淘宝直播间回应破产传闻，这场直播收获超百万观看量。  天府可乐直播间截图。虽然天府可乐及蒋林在直播间屡次呼吁理性消费，但网友表示，“我理性地选择了不理性，支持下。”“国产品牌就应该多支持。” 电商数据显示，1月5日，天府可乐开播后的1小时，销量暴涨30倍，当天淘宝搜索同比增长超过100倍，并带动国货汽水销量大涨。6日，“天府可乐董事长直播带火崂山可乐”还登上热搜。 “三起两落”的天府可乐 虽然很多网友表示要大力支持，但也有网友称，“没喝过甚至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公开资料显示，天府可乐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美华汽水厂，后曾更名为中国汽水厂、重庆冰厂、重庆饮料厂等。 在天府可乐直播间里，蒋林曾用“三起两落”来概括天府可乐这些年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1983年，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成立，曾一度占据国内可乐市场75%的份额，“当时在大江南北都有灌装厂，还把灌装厂建到了莫斯科，产品远销美国等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招商引资大潮，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逐渐被“雪藏”，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起一落”后，2008年到2013年，天府可乐老一代领导对天府可乐品牌进行了漫长追讨，最终让天府可乐品牌回到国人手中。2016年，天府可乐品牌复出，消费者也基于对天府可乐的情怀进行支持。  天府可乐官方旗舰店截图。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钱黄曾提到，刚复出的天府可乐产品在重庆、四川等市场一度供不应求。复出第一年，天府可乐就实现了近4000万元的销售额。 但后来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天府可乐又从市场上逐渐退出。经历“两起两落”后，2018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成立，引入了新的投资人，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等也逐步移至新公司。 据蒋林透露，新公司成立后，市场表现有很大改善，年增长率接近翻番。但如他所说，公司现在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最辉煌时有很大差距。 财务信息显示，2021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实现营收1651.87万元，净利润亏损1832.47万元。2022年1-5月，公司实现营收932.55万元，净利润亏损407.22万元。 2022年7月，重庆产权交易网曾发布公告，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拟转让天府可乐(重庆)饮品公司11.8784%股权。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已从股东中退出。 老牌汽水振兴之路不好走 “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我们和国际巨头在中国的市场上是势均力敌的，但经历雪藏后复出时才发现，已经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 蒋林的这番话揭示了天府可乐曾经衰落的原因，而被“雪藏”也是多个国内汽水厂共同的境遇。 彼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购了除正广和之外的国内七大汽水厂，“雪藏”了这些国有汽水品牌，再利用这些汽水品牌的渠道输出自己的产品。这一过程，后来被形容为“水淹七军”。 冰峰由于与百事可乐多签了一则协议，禁止对方在西安生产玻璃瓶饮料，而“幸免于难”，其他记忆中的汽水品牌却就此湮没。  资料图：北冰洋。 中新社发 富田 摄2007年，经过漫长的谈判，北冰洋的经营权由一轻控股公司以“4年内不得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为条件，从百事可乐公司收回。曾在合资经营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八王寺、崂山可乐、亚洲汽水、山海关等国产汽水品牌也陆续收回了商标和配方。 但如今国内碳酸饮料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其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和低价策略，也让国产汽水在价格上难有优势，老牌汽水品牌除了打情怀牌，也在尝试做出改变。 近年来，天府可乐积极开拓新消费场景，还陆续推出草本无糖等新品，并持续加大研发、市场及渠道的投入。其他老牌汽水品牌或加码营销，或发布新品，亦试图笼络消费者的心。 虽然天府可乐目前受到追捧，但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中新财经记者，从产业端、渠道端、消费端来看，天府可乐整体的运营模式、经营理念、区位、产品结构和整个供应链以及成本控制等，均存在短板。 “这也是国产汽水的一个缩影，如何振兴国产汽水，如何走差异化之路，如何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都是国产汽水的‘老大难’问题。”朱丹蓬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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